-

“平建”廠的工資其實要低於周邊大部分廠的，當然主要是針對新員工來講。

兩三年的老員工“算上加班”每個月應該可以拿到五六百塊，也跟鬆鳴他們廠相差不大了。不加班也就四百多點，整體工資標準應該屬於“本區域”中下水平。

員工工齡時間穩定不下來，進進出出的基數比較大，平時招工男女不限，也間接反應了工資過低這一現象。

也不能怪老闆，人家創業也不容易，無論工作好壞，至少為國家創造了稅收，重點“還為社會提供了就業崗位。”

特彆是像我們這種找不到工作的人，甚至有些是流落街頭的人。

往“小”裡說隻是提供了個工資不高的工作崗位，有吃有住;往“大”裡說可以上升到社會治安層麵，甚至更高。

“因為流落街頭的人有可能會在走投無路的現實裡去觸碰法律的底線，從而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。”

這真不是危言聳聽！

所以無論工資的高與低，我們都應該要懷著一顆感恩的心去直麵一個正規的企業。

至於自己想跳槽，那是你的自由。

前麵我跟“阿海”講過調整工作崗位的事，一直冇有下文。如今是小軍代替了我原來的崗位，看著他們一塊有說有笑地工作，我心裡很羨慕。

其實王強對我被調開也不是很開心，他說小軍雖然也和我一樣算是我們幾個裡玩的很要好的，但總覺得跟我一起更隨意，更自然。

我想可能是他先入為主的原因吧，因為當時是我，王強，阿勇最先組隊，而且我們在工作中已經形成默契，工作過程中也帶給了我們很多樂趣，就好比自然形成了某個習慣，現在換了個人，如同其中一個環節出了問題，一時間難以接受。

時間總是在悄無聲息的溜走，不知不覺又過完了一個月，這一個月廠裡事不多，也不要加班。

晚上我們幾個經常會去夜宵攤那邊吃宵夜，有時候會去攤邊店裡玩玩“跑馬機，”是一種帶娛樂性，類似能賭博的遊戲機。五毛錢一個“幣，”每個“幣”投入遊戲機算“十分，”你可以在機麵上選好“兩匹馬為一組”的倍數進行投分，比如（1——2馬，4——6馬……等等），我玩過幾回了，反正是冇贏錢，而是輸了幾十塊錢。

我們幾個是都玩的，連阿勇都會押上幾把。

因為贏錢的人太少，大家後來就很少玩了。

週日我們依舊會去比較遠比較偏僻的地方“大喊。”如果碰上小河退水下去，依舊會一起釣螃蟹。

小軍和韋雪飛似乎也“近了些，”更多是小軍願意去接受這層模模糊糊的“意思”

我們也都更熟悉了“廣東話。”

特彆是張和平，平時說話總愛來上幾句半生不熟的“廣東話。”

“丟，丟，丟的，什麼老母的更是出口閉口不離。”

我的工作還是給阿秀“打下手，”阿海曾對我說過的“做不下再幫我換”也終於冇幫我換崗位。

他可能覺得我還是做的下去的吧，所以我還是堅持著天天跟“阿秀”對抗著。

卲陽老鄉也還是會過來幫我“對抗，”我們有時候會因為“對抗”失敗而“垂頭喪氣，”有時候也會因為“抗戰”的勝利而“眉飛色舞。”

其實我還有另外的收穫的，因為我又認了兩個“老鄉。”

那天快下班時我看到一個女的正和車間打掃衛生的阿姨說著話，仔細一聽，原來她們說的是我老家那的家鄉話，於是我去認了這倆個“老鄉。”“和我同一個市，相鄰的兩個縣，而她們鎮又和我所在的鎮相鄰，所以我們的話基本相同。”

湖南話十裡不同音，所以隻能說基本相同。

打掃衛生的阿姨我是天天有看見的，我也知道她吃住都冇在廠裡。

而另外那個女的我隻在宿舍那邊偶爾有見過呀，而且還特彆有印象，“二十七八歲的樣子，總是穿件白色襯衣，五官長的很好看，而且很和善。”

後來才瞭解到她就在一車間上班，在“衝壓機”那邊打雜，隻在廠裡住，我說難怪在食堂冇見過她。

她叫“胡蓮花，”打掃衛生的阿姨總叫她“蓮花，”而後我也是叫她“蓮花。”

我們好像一見如故，她總是叫我“武哈，”（而這個“哈”字是我們那對和自己很熟的人的一種“彆稱”）而不是叫我“小武。”

所以我會感到格外的親切，和她說話我不須要隱藏什麼，凡是開心的不開心的我都會和她講起，可能這就是“他鄉遇故知”的情景吧，打心底相信這個女人。

她也很喜歡和我說話，大部分是說些她以前工作過的經曆，還會說這個廠工資太低，然後現在又冇多少事做，有去處她會辭工。

我們倆無論是人前人後都是說“家鄉話，”所以在無形之中又加深了我對這個女人的認同。

時間不會為了誰的不痛快而憐憫的停止，也不會為了誰的快樂而風馳電掣。

時間對所有人都是公平的，所

以我們大家又“共同的”迎來了一個月。

所以又發工資了，扣除夥食費，我隻領到可憐的210塊錢，王強領了198元，因為他還請了一天假。

主要是上個月冇加班，週日也休息，廠裡真的冇少算我們一分錢。

我和王強反覆用筆“狠狠”的算了三次。

然後我們又想到剛過的這個月，同樣的出勤啊！然後我們“四目相對更無言。”

“於是乎，”我們倆相約這個週末，一起去“找廠。”

-